3.“明星幼儿园”，怎样群发了病情？
就在半年前，文庙镇第一幼儿园还是“明星”，人们对它厚爱有加。“2004年8月，这家幼儿园开园时，泊头有关部门及当地的领导来捧场，还上过泊头电视台的新闻哩。2006年‘六一’，幼儿园又组织孩子们彩排，迎接文庙镇领导检查。”家长们对这家幼儿园的迅速衰败感到不解。
据介绍，文庙镇第一幼儿园是一家私立幼儿园，日常在那里负责的是杜忠赞和梁仁忠二人，而杜梁二人又各有自己另外的身份，杜忠赞是楚贾杜小学校长，梁仁忠是贺庄子中学校长，幼儿园园长是梁仁忠的妻子。
这家幼儿园没有自己的办园地点，租赁了一处旧化工厂，10多年前，这家工厂是做皮革的，现今的教室就是车间改造而成。幼儿园开办后，周边村落里的孩子都到这里来上学，收费每月为60元和90元，差别是有无接送。文庙镇第一幼儿园被吊销办学许可证之前，有7名专职教师、100多名幼儿。
杜忠赞说，文庙镇第一幼儿园属“民办公助”性质，他在里头投入了一些，也就是些玩教具、后勤供应这一块，镇里还向这家幼儿园派出了3名公办老师。去年3、4月间，郭西村私人幼儿园传出甲肝疫情，后来有部分孩子分流到了文庙镇第一幼儿园，“不过入园都有体检，不合格我们不收。”
关于疫情的源头，杜忠赞说还是个谜，他认为一些家长隐瞒病情，助长了疫情传播。“有个发病较早的孩子，园里得知情况后派老师去他家里问，他们家大人却隐瞒病情，说孩子只是缺点元素，过两天就没事了。”
按照《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的规定，学校必须负责指定专人或兼职教师负责本单位内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病缺勤等健康信息的收集、汇总与报告工作。在这家幼儿园，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文庙镇文教办派出职工赵德树。赵的家人说，赵去了东北，无法与其联系。
“我们的疫情报告和晨检等工作一直在做，不存在问题。”杜忠赞认为。防保医生王世甫则是每隔两周到这家幼儿园，“主要是给他们讲不要喝生水，怎么消毒等。”“我们在落实‘普三’工作中有一定成绩，确实被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认可，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领导来检查工作啊。”杜忠赞说。
杜忠赞说是一些家长隐瞒了孩子病情，而在2006年8月，这家幼儿园被诊断患有甲肝的孩子已经很多，幼儿园还在继续开课招生。家长认为恰恰是幼儿园为了多收一个月的学费，而对他们隐瞒了疫情，最终造成传染病扩散。
从省卫生厅的通报来看，这家幼儿园在疫情汇报方面确实存在明显漏洞。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细节是，2006年3月、5月，这所幼儿园因为没有卫生许可证，两次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处罚。“我们去检查也发现有这个情况，要求他马上整改。”泊头市教育局副局长宋长浩说。不过，直至疫情发生，该园仍没有办理卫生许可证。“我们这是在农村，就中午给孩子做一顿饭，伙房还要办卫生许可证？这个我们确实不知道。”杜忠赞这样解释。
文庙镇第一幼儿园被关闭后，家长们心中泛起的疑点越来越多。“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三四天不去上学是常事，孩子没去，幼儿园也没有老师来过问，孩子是什么原因没去上学。”“在这家幼儿园，孩子中午午休时，学校的床铺不够，通常是两个孩子挤一个床。”
“晚上去接孩子时，孩子在幼儿园玩得浑身都很脏了，临近放学时，老师就打几盆水放在那里，然后开始以班为单位轮流给孩子们洗脸，每个班的孩子共用一盆水洗脸。”“孩子们午餐用的餐具也很混乱，小孩们乱拿乱用。”家长们从前并不知晓这些公共防疫常识。“我们农村很少注意那些，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不就图认个字嘛！”
4.还有多少监管盲点？
文庙镇第一幼儿园的甲肝疫情，究竟是从郭西村孙某私办的幼儿园传来的还是有其他传染源？目前还不得而知。文庙镇第一幼儿园甲肝疫情的发生，对学校托幼体机构等群体性场所的公共防疫敲响了警钟。
文庙镇主管文教卫生的副镇长崔朝海说，在乡镇一级，政府往往没有能力办幼儿园，出事的文庙镇第一幼儿园如果是政府来办，自建校舍的话，大约要投资30万元。泊头市要求农村孩子入园率达到80%，实际上乡镇达不到这个要求，很多时候，政府只能把这个事交给个人投资者。
据一家民办学校的投资者讲，搞幼儿教育是个不错的投资行当，往往投入不大，收入可观。因为很多幼儿园租房办公，不需要自建校舍。目前幼教市场鱼龙混杂，几件玩教具，几名老师，几间教室，拼凑起来就可以开张。而在农村，在监管视野之外的幼儿园尤为普遍。宋长浩说，幼儿园开办有严格的软硬件门槛，农村一些条件简陋的个人幼儿园以低收费来招揽孩子，他们收几个孩子关在农家小院里，从外面很难发现。
“郭西村那个幼儿园有孩子染甲肝，我们就没掌握情况。这个幼儿园没有办学许可证。”崔朝海说。“一些家长在孩子得病后不及时通报病情，甚至隐瞒病情。另外，由于条块分割管理，我们得到消息也比较迟缓，像文庙镇第一幼儿园甲肝病情爆发后，直到9月6日，防疫站的人过来，我们才得到消息。”宋长浩认为。
这样的事情在当地并非第一次发生。2005年7月，南皮县后上桥镇一家私立幼儿园有13名孩子染上甲肝，后经了解，这家幼儿园是未经批准的非法幼儿园。有媒体报道说，疑似传染源的这名孩子的家长隐瞒了病情，孩子住院仅两天，家长就以孩子的叔叔是大夫为名将孩子接走，随后该园其他孩子相继感染甲肝。
南皮县教育局副局长肖国普回忆那次事件时说，“虽然家长方面有过失，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名疑似病源的孩子住院后，有关这名孩子患传染病的情况并没有反馈到教育系统，我们不能及时查处黑校，客观上也造成了疾病传播。”不过，李沧友指出，沧州两次出现幼儿园群发甲肝，只是偶发事件，与199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和新疆因输血大面积感染甲肝不同，如果加强疾病控制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类似的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记者手记
城乡鸿沟背景下的农村防疫
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张新元说，得了传染病不想让人知道是一般人的共同心理，因为怕上学、找工作、邻里关系等受到影响。但病毒性甲型肝炎一般恢复很快，治愈率高，家长大可不必担心。如果病情不重，甲肝等传染病花费不高，一般的家庭可勉强承受，家长不应回避，这样是对孩子的健康和他人健康负责。
“事实上，家长想隐瞒孩子的传染病病情很难。”南皮县疾控中心主任李树全说，经历了2003年非典风波，国家建立了严密的网络直报制度。
真正应该引起关注的是预报网络系统之外的东西。省内某县一位基层疾控工作人员说，现在各地疾控中心大多盖起了新楼，有了电脑网络等，但仍受经费掣肘。以该县为例，财政每年投入的经费只够疾控中心办公经费的三分之一，剩下的靠疾控中心自己解决，其中最主要是靠接种二类疫苗的收入。这种状况使得一些二类疫苗价格畸高，影响了群众接种的积极性。“比如水痘接种要160多元，这就造成传染病高发季节好多种二类疫苗无人接种，除了狂犬疫苗等接种量较多的品种，其他疫苗疾控中心储备得较少。”
在乡村，经费仍然是困扰基层防疫人员的主要问题。做了20多年基层防疫的王世甫说，“多年前，每年我们这儿哪个村没有十个八个患甲肝的，现在国家对这一块重视了，老百姓也关注传染病，但经费还是不到位，最起码一点，我觉得防保人员应该专职。”王世甫目前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乡卫生院里的大夫，开着诊所，另一个是乡里的防保负责人，他边做防保，边背着药箱出诊。
一些村防保员每个月得到的补助仅2元，很多人还坚持做这件事的原因仅仅因为“我在为公家办事，在村子里显得有脸面”。另一个危险的信号是，较低的消费水平，农村正成为廉价低劣商品的倾销地，也增加着农村居民患病危险。很多孩子正食用着小摊、小卖部低价的“三无食品”，随处倾倒的垃圾，未经处理的人畜粪便等，极易造成流行病的传播。在农村学校，儿童青少年集中的场所，由于儿童免疫力低下，容易造成传染病特别是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对学校等场所来说，传染病有时来去无踪，最好的方法还是及时发现，及时控制。”
在疾病防治工作人员看来，农村生活卫生条件较差，农民保健意识、知识的缺乏，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足，诸多因素使得农村成为传染病防治的薄弱点。
遭遇传染病对本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目前除了肺结核、艾滋病等少数传染病部分药品免费外，其他传染病的防治没有免费补偿机制。”张新元说。
如果不正视这些信号，一旦有类似“非典”疫情，城市又怎能独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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